关于豆卢钦望拜相一事，朝廷中还未有定论，但政事堂中已经出现了重大的人事调整。
原鸾台纳言姚璹上表自辞，并荐侍郎杨再思继任宰相并主持鸾台事务。圣皇予以批准，并以姚璹为麟台监。杨再思拜相之后，便即刻举荐郑杲担任洛州长史。
郑杲就任洛州长史后，接下来便上书陈事，直言朝廷迁民编户存在重大的失误，大量生民虽已在籍、但却都是虚户，根本无田可授，农时错过、已经是民疾如火，若再放任不理，入秋之前，河洛之间必会饿殍遍野。
基于这一点，郑杲提出两条解决的策略，第一是整顿漕运，加大江南漕米的输济力度，第二是以役代耕、以工为赈，征集已经编入籍户的丁男参与漕渠运输，确保各边土贡并秋税诸物能够准时运抵神都。
同时诸州庸工折课入钱，作为朝廷整浚河道、增加漕运量的工事本钱。同时在朝百司捉钱令史兼领工长，组织丁力参与河道输济。
此议一出，顿时成为朝局之内的焦点，毕竟大势倾轧再怎么激烈，百官也都各有衣食耗用的实际问题，而朝廷如今财政状况也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甚至一些流外胥员都出现了俸料被克扣剥夺的问题。
对于洛州长史郑杲所提议的改革方案，圣皇武则天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度，制令百司各荐能士，随堂参议，尽快整合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略出来。
与此同时，圣皇又制令吏部天官补授相关的人才，选任相关诸司。李潼的丈人唐修忠及时进献一份《伊洛水文图籍》，详录河洛周边河流川渠概况，得以脱颖而出，被选授为都水使者。
这一系列的变故，集中在了四月中旬的几天，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奠定了一个改革漕运的基础。
而且李潼在这当中参与度极高，除了最开始几桩高层的人事调整是通过政治交换完成，后续无论是郑杲的进言，还是唐修忠的献书，其实都是作为代王喉舌而发声。
李潼也并不忌讳掩饰他干政的痕迹，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当务之急，而且从他结束服丧、回到神都开始，便已经跟他奶奶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
此前之所以迟迟难行，那是因为要作这样一件牵连广泛的事情，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班底。任何内政方面的改革，无论方案多么成熟，一定会触碰到一些人的利益。
如果所组建起来的事务班底彼此之间还互相掣肘，不能通力合作，那么无论朝廷当下恶劣的财政，还是紧张敏感的气氛，都不足以支撑不成熟的尝试，只会加大朝廷的内耗。
而且说实话，李潼此前种种陈策，其实也都难免纸上谈兵之嫌，武则天就算对此有认同与看好，真正将要落实的时候，也难免有些犹豫不定。
不过，西京飞钱获利惊人，也激发了武则天的信心与底气，开始重新审视、评估这一系列事务调整的可行性。再说有了飞钱方面的财政补充，即便这一轮改革不能达成预期的效果，也能有外财托底，不至于让朝事崩溃。
对于李潼来说，在眼下这样一个时机推行这一系列的改革，是在保证争权夺利的同时还能不废正常的内政朝事。
一旦这样的改革潮流掀起，他的代王府一系官员们，便不再只局限于时局之内的势位争夺，而是扎根于利国利民的国计内政之中，安全性无疑更有保证。
比如郑杲的提议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来自江南的漕米。
在此之前，江南当然也有米粮解运京畿，但却是包含在田租户调中，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提出，因此在财政度支中也就没有获得该有的正视。
但事实上，经过六朝开发，江南诸州开发程度已经不低，特别是随着关中天灾人祸不断、旱涝歉收常有，来自江南的田租贡物在整个朝廷财政税收当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像武周后期，频有江南宰相登上政坛，开元时期，甚至就连远在岭南的张九龄都能成为一时名臣，无不体现出江南人在时局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而这背后，除了各种正常与不正常的朝事调整之外，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话语权是由钱粮打底的！
李潼的班底中，本身就有着大量江南人的存在，借郑杲之口独立提出财政中的漕米这一概念，既能号召更多的江南人加入，也能增强整个派系在时局中的影响力。
类似姚璹这种江南宰相，如果只是单纯的因循权势立足于时局之内，根基其实很浅，无论是关中人还是河北人，都不怎么将其放在眼中。仅仅察觉到一个旧案重翻，便能吓得战战兢兢，要主动退位避祸。
可是如果江南漕米在财政中被独立强调，进行度支运算，那么意义就截然不同了。既想要江南人的米粮，还不把时局中的江南人当盘财，难道整个江南就全是冤大头？
所以在与杨再思达成共识后，李潼并没有特别强调要保住姚璹，而是把推荐郑杲担任洛州长史作为一个条件。
一则姚璹作为杨再思的举荐人，杨再思是有一定义务维护他。二则一旦进行漕运改革，增强漕米的重要性，姚璹这个主动退位让贤的江南宰相，政治上本身就获得了从容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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