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以后，常露韵再次走上高考的考场，而正抓狂地一边准备暑期社会实践一边期末复习的柳蓉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胡蝶打来的。
一接通，胡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开始哭。
柳蓉没有打断她，蹲在自修教室外面的楼道里，手里拿着一本背单词的小册子，一边背一边等着她哭完。
柳蓉背了五十来个单词以后，胡蝶哭够了，开始说话：“我不要他了，我把他踹了。”
柳蓉说：“嗯。”
“我把欠你的钱送你家去了，跟你妈说是我犯急性阑尾炎做手术，你给我垫的。”
“我妈信你才怪呢。”
“爱信不信呗，反正不是我妈。”
两人沉默了一会，胡蝶忽然叹了口气：“你说我以后怎么办呢？”
柳蓉一愣，放下手里的单词书，不知道胡蝶想听什么，还没来得及回答，胡蝶就接着说：“你觉得我还是个好人么？”
C大的期末复习很恐怖，考试前通宵教室爆满，不少人干脆搬着行李过来，一住就住半个月，柳蓉前一天晚上被同学吵得也没休息好，脑子有些混乱，下意识地就回过一句：“你放心，我不告诉别人的。”
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赶紧补救：“我其实……也不是那个意思……”
胡蝶就轻轻地笑了起来：“你不告诉别人也不管用啊，天知地知，还有你知我知呢……我小时候不好好上课，跟男生跑出去玩，咱们班数学老师怎么说我，你还记得么？”
柳蓉当然记得，数学老师的原话是“胡蝶，你也要点脸吧”，但是她装作不在乎的样子敷衍地说：“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了，那时候咱们才多大，谁记得？”
“我记得。”
美国有一部讲校园枪击案的片子，就叫《大象》，传说大象有永不磨灭的记忆，就像是那些青葱时代刻在孩子们灵魂上的细小伤痕，时间过去了，看似已经很久很久，可我们从不曾忘却。
一字一句，全都记得。
胡蝶说：“好多人都在背后说我不要脸，我那时候专门就想和他们对着干，就琢磨着不要脸给你们看看，可谁知道滋味这么难受呢？柳蓉你觉得呢？”
柳蓉没听明白：“我觉得什么？”
胡蝶问：“你觉得我是特别不要脸么？你也觉得我不是个正经人吧？”
柳蓉下意识地说：“怎么会呢？”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不好受，因为她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违心——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大多数人的想法所影响，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对年轻的女孩子总是有很多不宽容，好像她们年轻可爱招人喜欢，都是她们的错，当她们像其他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一样犯错误的时候，人们出于一种说不出的心理，觉得她们格外罪不可恕，格外不愿意给她们宽容。
柳蓉知道，自己潜意识里一方面可怜胡蝶，一方面也很有些不以为然——她明白这么想是不公平的，可就是控制不住。
就好像有些女孩子明明知道蟑螂是没有攻击力的，看见以后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恶心害怕。
胡蝶意味不明地笑了笑：“谢谢你了。”
不知是谢她的帮忙、谢她的保密，还是谢她那句不怎么真心诚意的“怎么会呢”。
胡蝶的电话像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很快就在柳蓉的生活里掠过了，她依然被室友拖到已经变得非常有生活气息的通宵教室里，每天半夜，听着教室里各个角落里耗子一样咯吱咯吱啃夜宵的声音，直到两三点，除了几架战斗机之外大家都东倒西歪地卧倒了，然后早晨六点钟以后，大家再陆陆续续的揉着酸痛的脖子起来，自带洗漱用品，去卫生间把自己弄成人样，结伴出去吃早饭，吃完继续回来，继续扎根在自习教室。
常露韵心平气和地进入高考考场，直到考试前一天，她还按平时的习惯，在寝室做了和平时一样多的题目，甚至对照答案把错题整理到错题本上。
很久以后，常露韵在对自己的师弟师妹们说经验的时候，提到对高考影响最大的一段时间，不是事无巨细重学一遍的第一轮复习，而恰恰是第三次模拟考试以后、学校开始给大家自由、并且提倡适当放松调整的那段时间。
度过这段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忽略它，忽略倒计时牌，忽略马上到到来的解放的日子，忽略学校老师说的让调整生物钟等等等等的话。其实在校生、尤其是住宿生的生活本身已经很有规律，没必要再如临大敌地调整，那反而是一种隐形的心理压力——更不用说有的孩子一松就紧不起来了，很可能因为不再做新题目，导致做题的手感变差。
县中反而没有这些问题，这里是全封闭式的管理，学生们远没有那么娇气，高考前一天下午才封的教室，可这天早晨，常露韵她们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仍然风雨无阻地在早晨六点钟之前就自发地到教室早自习。
等到最后一门英语考试的铃声响了，常露韵放下笔，这才有些茫然起来。
她这一年过得实在太艰难，县中生活在她手上留下了直到初夏都没有完全褪去的冻疮伤疤，而她也给这个学校留下了十五斤肉。
外面流行的拔火罐减肥的价格是八百八十块包减十斤，一斤肉要八十八块钱……莫名其妙地在县中掉了十五斤，那就等于是赚了一千三百二十块——常露韵走在操场上不着边际地琢磨着，反正是至少把交的住宿费给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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