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缓了口气，继续说：“除此之外，我大宋四邻强敌时时来骚扰，迫使我们不得不养军百万，也是负担沉重的一个原因。要想彻底摆脱这种现象，就必须变革。若不变革，再有百年，甚至要不了百年，三四十年过去了，官绅阶层进一步扩大，小民数量进一步减少，我估计，大祸为期不远了。
皇宋之地在于冗兵冗员，要想消除冗兵冗员，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其一就是扩展领土，开发海外空间，就是一个手段，让那些失地百姓到海外去垦荒，去为我大宋搜刮财赋，如此，方可减轻我大宋的财赋压力。而开发海外领，还有一个好处——南洋小国战斗力不强，各地养的厢军遇上辽国人都是废材，但对付南洋小国却绰绰有余，让他们去南洋小国掠夺，刚好算做‘废物利用’。
然而，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急策，开发海外领，拓展税源，虽然可以缓一时之急，但那些开发者到了海外，必定会成为新的官绅，若官绅继续不纳粮，要不了多久，我大宋没有小民了，全都成了官绅。那时，税收怎么办，靠谁来纳税，靠谁来支应差役？
所以，大宋真正的祸源是不平等的‘官绅不纳粮’。官绅享受这个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却不承担义务，这才是国家最大的祸患。要想消除这个祸患，就必须让官员们履行责任……”
赵佶插嘴：“太尉在广南不是推行过‘官绅一体纳税’吗，这个法子是否可行？”
赵兴点头：“祖宗之法，官绅不纳粮，但商乃贱籍，祖宗可没说过允许官员经商，相反，还设置了重重禁令，只不过这些禁令都没人执行。
现在的官家在潜坻的时候，就曾经以端王的身份，向广州市舶司依律纳税，这就是一个好的前例。可以最少触动官绅的利益，而后慢慢变革——祖宗之法不是说官绅不纳粮吗，我们依旧官绅不纳粮，但经商必须纳税。
反正，当今经商的禁令也没人遵守，既然官府堵不住，那就敞开口子让他们竞争去，我们按‘纲’收税就行。最终，我们是要过度到官绅与小民同税同义务，但我认为朝廷无需着急。
我们现在是重商主义，商人在交易过程中，最讲究公平，最讲究契约。一个守契约，公正的进行交易的人，人都愿意跟他打交道。这是商业文明带来的必然结果。
而我大宋的商业文明只持续了一百多年，所以我们无需着急，只需要尽力维持这种商业文明的氛围，让公正精髓与契约精神再影响我们一百年，甚至五百年。那时，公正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意识中，自然而然，小民与商人会起来要求与官绅享有同等的权力，履行相同的义务。于是，社会就趋向于公正。
若让我评价王安石的新法，我认为唯有两样新法必须刻不容缓的实行，其余则该缓就缓。不着急实施——第一就是免役法。官绅一体纳税后，老百姓也无需负担差役，甚至可以靠服差役挣钱养家糊口，这就是为官府做工。
这一点我认为唯有大宋具备，是我们的时代特色，在别的朝代做到这点是不可想象的。开玩笑，老百姓给官府干活，还能挣上钱，也唯有在商业的大宋才不被视作洪水猛兽。这是仁政，我大宋应该将这项政策推至极盛处。
我有一个建议，正想过几天跟朝廷说说。比如：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各地收入等级，由各地地方官进行申报当地收入情况，并告诉他们这个收入不得作假，因为通过百姓的收入，我们可以计算出当地的经济状况以及税务状况，而今后地方官的政绩，全通过这些数字来表现，他们若想作假，必然影响到自己的升迁。
这些数字报告朝廷后，朝廷可以根据当地收入状况，制定一份免役法实施细则，使我们根据当地的收入制定免役钱——众所周知，地南北不同，北方农民辛苦一年，所获不过三五贯，而南方肥沃之地，百姓劳作一年，有可能收入在百十贯。而广南更不能用这些衡量，广南百姓辛苦一年，每户收入在六百贯左右。
这个收入也可以计算出来：广南人口约两千五百万，年均上交税收约在三千万贯，按十五岁一的比例，它的年均收入应该在十五贯以上。除此之外，广南养军费用、教育费用、免费医疗等各项开支加在一起，应该在人均六十贯左右，按每户十口计算，每户年均收入应该是六百贯——这就是朝廷计算每地财赋税收的依据。
我这里只是粗略的算算，苏三丈（苏辙）精通会计学，应该更了解地方财赋的计算方法。所以只要地方官报一个收入数据，我们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出地方财政的税收与民情，而地方官的政绩，全在于如何使百姓收入上升，这就是量化考核的标准。我广南就是这样对官员进行考核的。
百姓的年均收入出来了，一年共有三百六十天（阴历每月三十天，一年共十二个月），刨去休沐日，刨去节庆，剩下的就是百姓的工作时间，用这个工作天数去除年均收入，就是百姓平均劳作一天理应获得的平均收入——当地的免役法，付给百姓的免役钱不应该低于这个数字，这样，百姓就可以通过替官府劳作，获得不亚于当地平均收入的生活。如此一来，百姓怎么不愿意应付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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